［内容提要］朝鲜三次核试验后，日本不断强化对朝制裁，原本“政冷经冷”的日朝关系进一步滑向“政冷经滞”，日朝民间交流也备受限制。然而，日本对绑架问题的重视、朝鲜对其作为日本殖民地历史的清算赔偿要求以及日朝关系的改善可使双方获得各自所需的外交筹码等三方面因素，成为日朝关系发展的动力。尽管受朝核问题、美朝关系等关键因素影响，日朝关系目前打破僵局、实现邦交正常化的时机仍不成熟，但已经出现突破迹象。只要朝鲜在绑架问题上的立场松动，日本对朝鲜解除制裁并进行经济支援，日朝关系就可能进一步改善，进而可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东北亚紧张局势。

　　［关键词］朝核 日朝关系 绑架问题 经济援助

　　2006 － 2013 年间朝鲜先后进行了三次核试验，既严重威胁到东北亚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也使其自身在国际社会陷入空前孤立状态。其间，日本不断强化对朝鲜的制裁，日朝关系空前恶化。但是，日朝皆有改善双边关系的需求，故而近来双方关系渐有改善，并有取得突破之势。2014 年3 － 5 月间日朝政府进行了几次接触后，日本外相甚至公开表示日方正在研究关于安倍首相访朝事宜。 本文将梳理朝鲜三次核试验后日朝关系的发展脉络及其动因，以期把握日朝关系的未来走向。

　　一

　　日朝关系几十年来一直处于无法突破的“不正常”状态，至今仍带有冷战痕迹。随着冷战体制的瓦解，与朝鲜半岛相关的国际环境发生变化，为日朝邦交正常化提供了契机。 日朝之间邦交正常化谈判从1991 年开始到2006 年2 月举行了13 次，却因2006 年10 月9 日朝鲜第一次核试验而中断。2007年，日朝在“六方会谈”框架下曾召开过两次“日朝邦交正常化工作组会议”； 2008 年以来，双方进行过几次科局级会谈，不过都未取得实质性进展。2009年5 月25 日朝鲜第二次核试验后，日朝再没有进行正式的邦交正常化谈判。2013 年2 月12 日朝鲜进行第三次核试验，引发新一轮朝核危机，日本随即扩大对朝制裁，日朝关系因此空前恶化。此间日朝关系具有明显的起伏性，交替出现向前推进和向后倒退的态势。

　　日朝关系就倒退的一面而言，主要责任在于日本在朝鲜三次核试验后实施了力度不断加大的对朝系列制裁，使日朝关系的发展长期局限于和掣肘于政治对抗，由“政冷经冷”发展为“政冷经滞”，直至民间交流也深受影响，双方关系急剧恶化。其具体表现，一是政治对抗加剧，政府间磋商不断减少。朝鲜第一次核试验后，日朝双方曾于2007 年3 月和9月举行了两次“六方会谈”框架内的“日朝邦交正常化工作组会议”，但未能取得实质性进展。2008 年6月和8 月，双方的两次磋商不再涉及深层次的邦交正常化，只谈绑架问题和日本减轻对朝制裁等问题。尽管双方一致同意朝方调查绑架受害者下落、日方解除对朝人员往来和包机飞行限制等，但之后由于日本政权更替而未能实施，磋商成果付之东流。 朝鲜第二次核试验后，日朝邦交正常化谈判无法启动，政府间磋商也屈指可数，只举行过2012 年8 月由日朝红十字会推进、为实现日朝政府间磋商而进行的预备会谈和同年11 月进行的正式会谈。本来双方商定在2012 年12 月5 － 6 日继续推进政府磋商，但由于12 月1 日朝鲜宣布即将发射卫星，拟议中的磋商被搁置。朝鲜第三次核试验后至2013 年底，日朝之间再无政府间磋商，仅有日本首相安倍曾派特使饭岛勋秘访朝鲜。

　　二是经济关系不断恶化，甚至停滞。朝鲜进行第一次核试验前后，日本对朝从单独制裁到追加制裁，表现出坚决反对朝核试验的立场。2006 年7月，在朝鲜进行第一次核试验前夕，日本就在联合国制裁之前对朝鲜实施了单独制裁，宣布限制朝鲜轮船“万景峰92 号”入港等9 项措施。 同年朝鲜发射导弹后，日本于9 月19 日根据联合国安理会有关朝鲜试射导弹决议对朝实施了力度大于美国的首次金融制裁，其制裁对象是与朝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开发有关的15 个团体和1 名个人， 超过美国宣布制裁的12 个企业和团体，制裁内容包括相关公司及个人从日本银行取款或转账时必须得到日本政府的同意。 同年10 月11 日，日本宣布禁止所有朝鲜籍船只入港，并实施禁止进口一切来自朝鲜的物资等4项措施。 至此，日本以经济制裁为主的“新功能主义”取代了之前以经济贸易的积累推动政治关系改善的“经济功能主义” ，其目的是迫使朝鲜弃核并改善与日本关系。然而，这一做法使原本处于下滑趋势的日朝经济交易量大幅减少，日本的对朝进口从2007 年起全面停止( 见附表) ，两国关系陷入“政冷经冷”的低谷。

　　朝鲜进行第二次核试验前后，日本再次推出单独制裁与追加制裁，其严厉程度较之以前更甚。2009 年4 月10 日朝鲜发射“光明星2 号”后，日本继续实行对朝单独制裁，全面禁止朝鲜籍船舶进入日本港口、禁止进口一切来自朝鲜的物资，并于17日追加制裁，控制从日本前往朝鲜人员携带出境的日元申报额度，最高额从100 万日元下调至30 万日元，并将向朝鲜汇款申报额起点由3000 万日元下调至1000 万日元。 5 月25 日，朝鲜进行第二次核试验，日本再次追加制裁，全面禁止对朝出口，停止日本同朝鲜之间的贸易往来。 7 月23 日，根据联合国安理会第1874 号决议，日本公布了针对朝鲜的具体制裁措施，对列入名单的5 家朝鲜企业和5 名朝鲜政府高官实施制裁，冻结其在日本资产，并禁止其进入日本境内。 日本制裁措施的升级使其小额维持的对朝出口全面停止，日朝经贸关系因此从2010 年开始全面停滞，双方关系也进入到“政冷经滞”状态。

　　朝鲜第三次核试验后，日本再次加大对朝经济制裁的力度，并呼吁国际社会采取更加严厉的制裁措施。2013 年2 月12 日，在获知朝鲜进行第三次核试验的当天，日本马上做出反应： 安倍首相紧急会见美国驻日大使鲁斯，建议对朝实行更加严厉的制裁； 外相岸田文雄分别与美国、韩国及澳大利亚外相进行了电话交谈， 并会见了美国太平洋总部司令塞缪尔·洛克莱尔，就朝核试验交换意见； 内阁总理大臣发表声明，扩大禁止朝鲜人总联合会( 简称“朝总联”) 干部入境。 3 月8 日，日本政府宣布支持并采纳联合国安理会关于制裁朝鲜的2094 号决议。 4 月5 日，日本政府宣布将对朝单边制裁延期2 年，并与美国配合，冻结朝鲜参与核武开发活动的1 个团体和4 名个人资产。 即使在朝鲜表现出妥协的姿态后，日本还以朝鲜未停止核武器开发等为由，宣布对朝鲜实施追加制裁措施，冻结朝鲜参与核武开发等活动的9 个团体及2 名个人的资产。这些制裁措施使“政冷经滞”的日朝关系雪上加霜。

　　三是民间交流长期受到掣肘。朝鲜进行第二次核试验后，日朝关系尽管“政冷经滞”，但仍有民间团体往来。2011 年10 月，日本广岛县医师协会代表团访朝，为66 年前在广岛市原子弹爆炸中受害的朝鲜籍幸存者进行健康检查； 2012 年8 月，日、朝红十字会代表在北京举行磋商，商讨归还因战争死亡遗留在朝鲜的日本人遗骨以及赴朝扫墓等问题； 2012 年11 月，日本体育大学代表团访朝，并与朝鲜体育代表团进行足球、摔跤及柔道等多种比赛。瑏瑡然而，仅有的这几种民间交往形式随着朝鲜第三次核试验后日本对朝鲜的制裁而变得更加困难。2013 年11 月2 日，日本非营利活动法人“体育和平交流协会”理事长、维新会参议员猪木宽至未经国会允许而访朝，并与朝鲜的朝日友好亲善协会签订协议、一致同意日本“体育和平交流协会”在平壤设立代理事务所。 猪木因此受到了惩处，被停止党员资格和党内职务，瑏瑣他随后率团访朝只好选择日本国会休会而无法对其进行约束的2014 年1月12 － 16 日。 日本政府限制其国民访朝，已成为日对朝制裁的一部分。

　　朝鲜三次核试验后日本对朝制裁的不断强化，使本来就无法突破的日朝关系进一步恶化，陷入了“政冷经滞”和民间交流受阻的僵局。但日朝双方依然希望通过对话解决问题。因此，随着朝鲜不断释放愿意重返“六方会谈”的信息，并于2014 年初通过与韩国共同举办中断3 年之久的“离散家庭见面会”，日朝关系也迎来了突破僵局的机会，出现了局部突破迹象。

　　首先，日朝红十字会举行会谈并达成重要共识。2014 年2 月初，由安倍出任部长的绑架问题对策本部召开核心会议，商讨朝鲜新近局势下寻求绑架问题的解决办法， 并促成了3 月3 日在沈阳召开的由双方外务省官员参加的日朝红十字会会谈以及日朝政府间非正式磋商。 这是2012 年12 月因朝鲜发射导弹而中断官方正式接触以及安倍晋三就任日本首相以来日朝首次公开接触。此次会谈主要是商讨二战前后战死在朝鲜的日本人遗骸收集和送还问题，却达成了让被绑架者横田惠父母10 － 14 日在蒙古首都乌兰巴托与来自朝鲜的孙女金恩敬一家见面的共识。 这显现出朝鲜在绑架问题上的立场有所松动。3 月19 － 20 日，日朝红十字会再次会谈。

　　其次，日朝政府间会谈在中断已久之后重新开启。在3 月份日朝红十字会再次会谈期间，日朝政府间非正式会谈同时举行，并达成3 月30 － 31 日召开两国政府间正式会谈的共识。 在会谈召开前两天，安倍特意召开了“绑架受害者家属见面会”，表示要通过此次政府间会谈推进解决绑架问题。 3月30 － 31 日，日朝政府间会谈时隔1 年零4 个月后在北京再度举行。日方代表外务省亚洲大洋洲局局长伊原纯一在会谈开始后的致辞中表示： “日朝政府双方得以在时隔1 年零4 个月后重新开始会谈是很值得庆幸的事。”朝鲜外务省朝日邦交正常化谈判大使宋日昊也表示希望朝日之间的关系向着“积极正面的方向发展”。会谈后伊原纯一表示： “协商很真挚和坦诚，我们将抓住一切机会为进行实质沟通而继续努力。”

　　最后，日本对近来朝鲜的导弹发射采取了克制态度，显示出与朝保持对话的积极立场。与之前对朝鲜进行核试验和发射导弹表示坚决反对并反应激烈不同的是，面对近来朝鲜为对抗韩美军演而发射导弹同时威胁说不排除进行第四次核试验的可能，日本虽然在日朝会谈上表示强烈抗议和遗憾，却未因此而中断与朝鲜的接触，更没有立即声明要进行制裁。相反，日本还与朝鲜达成了将会谈继续进行下去的共识。这无疑对日朝推进关于改善双方相互关系的谈判具有积极意义。

　　二

　　日朝关系因朝鲜三次核试验后日本对朝制裁的加码而急剧恶化，但双方却保持接触，并在一定程度上在某些方面有所发展，其原因是日朝双方各有所需。对日本来说，谋求解决绑架问题是日本积极与朝鲜改善关系的最大动力。首先，日本国民对绑架问题的关注决定了日本历届政府不得不千方百计地设法解决这个问题，以对国民做出交代。绑架问题缘起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当时很多日本人无故失踪，日本当局的侦查以及流亡海外的朝鲜特工的证词显示，朝鲜很可能涉嫌绑架了这些失踪的日本人。 日本政府从1991 年开始利用各种机会向朝鲜提出绑架问题，但是一直遭到朝方否认。直到2002 年9 月在首轮日朝首脑峰会上，朝鲜领导人( 金正日) 第一次正式承认了朝鲜特工部门绑架日本人的事实并表示了道歉。 本来金正日是想通过承认绑架问题、道歉与保证此类事件不再发生，给朝日关系解套，推动朝日邦交正常化，但被绑架者家属并未就此罢休，反而在日本民间掀起要求彻查此事的声浪。日本政府迫于民众压力不得不提出让朝鲜保证所有被绑架者安全并安排他们尽快回国，以及调查事件真相等要求，甚至还提出引渡负责绑架的朝鲜特工辛光洙等人，但朝鲜几乎不可能答应这些要求。此后，绑架问题成了横亘在日朝之间的大障碍，也成为日本所坚持的日朝关系改善之前必须解决的问题。由于绑架问题迟迟不能解决，日本国民对其关注度也居高不下。日本内阁府2013 年“世论调查报告书”显示，日本国民在朝鲜问题上最关注的是绑架问题，比例达到86． 4%，而关注其他问题的比例分别是： 核问题70%、邦交正常化问题24．4%、经济贸易文化交流问题12． 2% 等。 可见，日本国民对于解决绑架问题的期望甚至高于对解决朝核问题的期望。因此，日本历届政府都不敢在此问题上作出哪怕稍微温和的表态，采取强硬态度博取国民支持成为其必然选择。早在安倍之前，为解决绑架问题而进行日朝建交会谈就是日本政界的一张牌，前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就曾因2002、2004 年两次访问朝鲜而使其国内支持率上升了10 个百分点。 安倍本人也曾经两次随小泉纯一郎访朝，并因对绑架问题的强硬态度而获得民众的不少支持，赢得了人气。 安倍在其第一任内阁内，就定下把绑架问题与原本最重要的朝核问题连带解决的基调， 并特别设立解决绑架问题专案办公室。作为其达成政治目标的重要手段，安倍在其第二任期中不得不多方面着力，以解决自己炒热的这个问题。正是在此期间，日本特别设立由内阁总理大臣担当部长的“拉致( 绑架) 问题对策本部”，开设介绍绑架问题的专门网站， 最大限度地宣传绑架问题； 组织国内外研讨会，探讨并适当强调绑架问题，以寻求国际社会的关注与支持。朝鲜第三次核试验后，日本外相在与多国外长的电话中无不强调解决绑架问题的重要性。2014 年3 月，借联合国朝鲜人权特别调查委员会发布《朝鲜人权报告》并访日之际，日本外相岸田文雄表示，要在世界范围内设立由各个国家被绑架者家属和相关援助团体组成的“解决绑架问题跨国协会”，以解决包括绑架在内的朝鲜人权侵害问题。 安倍表示： “绑架问题是国际社会公认的问题，朝鲜不仅不解决核问题不行，不解决绑架问题也不会得到国际社会的承认。”

　　其次，美韩盟友对绑架问题的不重视促使日本单独行动，寻求与朝鲜进行双边谈判，甚至秘密接触，以尽快突破僵局。美日韩同盟在对朝基本问题上态度一致，但在绑架问题上却有着明显不同的立场。日本认为，美韩虽为盟友，但在绑架问题上却持不同意见，根本不协助日本解决此事，因此日本只能进行秘密的“危机公关”，与朝鲜单独接触，试图在朝鲜最受孤立之时“闯关”自行解决绑架问题。2013 年5 月，因朝鲜第三次核试验日本对朝实施最严厉的制裁不久，安倍秘密派遣2002、2004 年曾随小泉访朝的顾问饭岛勋访问平壤，并与朝鲜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委员长金永南举行会谈， 显露出安倍意欲独自解决绑架问题的决心，因而备受各方关注。饭岛勋回国后，日本政府明确表示，要寻求恢复与朝鲜的政府间对话。日本内阁官房长官菅义伟在例行记者招待会上表示，首相安倍晋三“抱着非常坚定的决心，致力于解决绑架问题。( 日方) 正在寻求一切可能性”。当饭岛勋还在朝鲜停留时，安倍本人甚至声称，如果有助于解决绑架问题，他将考虑与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会晤。 然而，日本的盟友对此却不以为然。安倍2013 年2 月访美向奥巴马提出自己任期内要解决绑架问题时，奥巴马并没有接话，而是强调解决朝核问题的重要性。安倍本人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绑架问题必须由日本自主解决，其他国家即使给予合作，也有温度差。瑏瑠日本通过秘密外交排除各种外部障碍与舆论的干扰，绕过不关心绑架问题的美韩自主解决绑架问题的做法，已经不止一次。2002 年9 月小泉纯一郎访朝并签订《日朝平壤宣言》，就由日朝前一年秋天开始的数次秘密谈判奠定基础； 2004 年4 月日本“救助绑架行动议员联盟”事务局长平泽胜荣悄悄到中国大连与朝鲜外交负责人就绑架问题进行了多次会谈，虽然事件曝光后因首相小泉反复强调事先并不知情而导致平泽胜荣辞职， 但日本高官与朝鲜秘密接触以解决绑架问题却是事实； 2010 年5 月，就在因“天安舰”事件发生而美日韩对朝强化制裁之时，民主党参院议员川上义博访问平壤，并就日本撤销一部分对朝制裁和朝鲜对绑架问题进行再调查达成了私下协议，而这一事件一年以后才被曝光，从而招致美韩极大不满。

　　另外，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当事人的高龄化，绑架问题的解决对于日朝关系的改善日益显得紧迫。因为绑架问题拖的时间越长，受害者的年龄就越大，其生存的几率也越小，即使最终能够解决，对于真正了解真相也越来越不利。因此，日本越来越急切地希望通过改善日朝关系尽快解决绑架问题。日本方面认为： “绑架问题是事关我国主权以及国民生命与安全的重大问题”。 绑架问题担当大臣古屋圭司在“日朝首脑会谈9 周年纪念会”上明确表示，强烈希望朝鲜领导层送还全部遭绑架者，从历史和更广的角度作出正确抉择，以重建两国关系； 同时警告道： “除非遭绑架者安全返回日本，否则我们不会提供任何人道主义援助。” 2014 年3 月他重申： “如果被绑架的日本人不被送返回国，不要说解除制裁，一分钱都不会支援( 朝鲜) 。”

　　最后，通过改善关系以赢得外交和政治筹码，也是日本与朝鲜保持接触、谋求实现邦交正常化的重要原因。日本在朝核试验后不断加大对朝制裁的基调下仍然试图改善日朝关系，一个重要出发点就是扩大自身在东北亚的外交活动空间，进而增强在朝鲜问题上的发言权。日本历史上曾经有过类似实践。从二次大战后到20 世纪90 年代，日本一直被排挤在解决朝鲜半岛问题之外。但是， 2002 年日本首相小泉利用堪称“破冰之旅”的日朝首脑会谈，正式向金正日委员长提出了包括美、中、俄、韩、日、朝在内的东北亚地区六国安全框架协议案，得到了朝鲜领导人的响应。此后，每当朝核危机爆发，日本便四处游说，主张各国对朝施压，最终如愿以偿地参加了“六方会谈”，实现了其东北亚外交的重大突破。当前，日本在东北亚被中、韩孤立，并引起美国不满，日本如能与作为各国利益攸关方的朝鲜改善关系，就可获取更多外交筹码。一方面，可以利用日朝关系的改善来分化中韩对其的孤立政策。由于日本在钓鱼岛问题上与中国、在“独岛”( 日本称“竹岛”)问题上与韩国存在争端和摩擦，再加上近年来日本政治右翼化、突破战后秩序、恢复集体自卫权、参拜靖国神社、挑动亚洲国家对抗中国等举动，日本与中、韩的对立愈发加剧。日本保持对朝接触，有利于突破中、韩对日孤立政策给日本造成的外交封堵。另一方面，可通过改善日朝关系的努力给其盟国美、韩施加压力。面对日本日益右倾化、否认侵略历史以及包括首相安倍在内的高层集体参拜靖国神社等加剧东北亚紧张局势的行为，韩国毫不退让，美国也不再碍于美日同盟关系而公开表示忧虑和批评。2013 年，获悉安倍意欲修改承认日本侵略历史的“村山谈话”后，美国前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亚洲事务高级主任杰弗里贝·德表示美国政府不会置之不理； 而对于安倍参拜靖国神社，美国更是直接表示“失望”。 在这种情况下，日本在朝鲜问题上打牌就成了谋求突破的最好选择。如果日本能够突破与朝鲜的关系，至少与朝鲜就绑架问题协商有些进展，则对于更注重解决朝核问题而不是绑架问题的美韩就会带来很大的冲击。日本可以拿朝鲜作为向美、韩施压的筹码，以求取两国对日本转变态度。

　　对朝鲜来说，获取作为日本殖民地历史清算的巨额赔偿是积极与日本改善关系的最重要动力。朝鲜在日朝关系空前紧张、恶化的情况下依然敞开与日本谈判的大门，最重要的目的是通过改善朝日关系清算或至少部分清算日本的殖民历史，获取日本的巨额赔款，以支持其发展经济，改善民生。金正恩上台以后，尽管仍然坚持金正日的“先军政治”、继续进行核开发，甚至不顾国际社会的一致反对进行了第三次核试验，但不可否认的是，改善民生以争取民心、巩固其政权将是今后的主要任务。在2013 年3 月31 日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上，金正恩就提出了“经济建设与核武建设并进”的新战略路线。 把经济建设同核武发展并列、甚至把经济建设放在军事发展之前，在朝鲜历史上尚属首次，这说明金正恩政权急切需要发展经济。然而，经济发展不可能一蹴而就，而且朝鲜经济底子薄，又在第三次核试验后受到国际社会更加严苛的制裁，因而争取外部援助尤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帮助朝鲜解决燃眉之急。朝鲜想把获取大规模经济援助的砝码押在日本身上，因为日本没有像美国那样坚持把无核化作为两国关系正常化的条件。金正日与小泉纯一郎签署的《朝日平壤宣言》中甚至达成如下协议： 相互放弃1945 年8 月15 日前的财产请求权，在建交后由日本对朝鲜提供经济援助。只是双方对具体的援助金额没有达成共识，仅谈及建交后日本援助的形式与规模，包括无偿资金援助、低息长期贷款，以及通过国际机构提供的人道主义援助等。 当年韩国与日本实现邦交正常化，获得了大概8 亿美元的支援，从而为韩国经济的发展提供了相当大的支援。如果日本对朝鲜的援助可以援引此例，则其金额按当年日本对韩援助的实际价值计算，可达200 亿－300 亿美元，相当于过去18 年间韩国对朝援助总规模的10 倍。 当然，这种经济援助必须在实现邦交正常化的条件下才有可能。 朝鲜期望与日本谈判获得这么一笔赔偿或者哪怕只是部分赔偿，因而对于日本微小的政策松动或有人在日朝之间斡旋都会乐观其成，并加以利用。

　　再者，朝鲜有意通过改善朝日关系，摆脱其国际孤立地位，改善因第三次核试验而遭受全面制裁的困境。朝鲜在前两次核试验后，受到了日本及其盟国尤其是美、韩的制裁与孤立。朝鲜第三次核试验后，在美日韩之外，中、俄也加入对朝制裁的行列，尤其是中国从曾经对朝的容忍克制与耐心规劝立场转向与美韩协调合作、支持对朝鲜实施更严厉的制裁，这使朝鲜陷入全面孤立之中。因此，朝鲜非常愿意与日本进行谈判。从预期成果来看，朝日关系改善是朝鲜获得多方面外交筹码的重要途径。一方面，朝日关系改善可以为朝鲜改善与美、韩关系打开通道。尽管解决朝核问题的重要途径是美朝关系的正常化，但在目前美朝互不信任、美国对于朝鲜关于重返“六方会谈”的提议并无积极回应的情况下，朝鲜先同美国的亚太盟友日本改善关系，可以分化美日之间对朝核政策的一致性，在美日韩对朝统一战线中打开缺口。同时，朝鲜一直认为韩国政府是非法的“傀儡”政府，而韩国则一直致力于“促进”朝鲜政权的崩溃，双方都在力争掌握半岛问题上的主导权。因此，如果朝鲜能够先一步与日本实现关系正常化，则可使其在与韩国争夺主导权的斗争中加分，增加谈判筹码。另一方面，朝日关系的改善可以消减中国对朝鲜的压力。中国坚决反对朝鲜核试验，而坚持朝鲜半岛无核化既是中国在朝鲜半岛的核心利益，也是国际社会对中国的要求。但是，朝鲜在核问题上越来越不愿听从中国的劝告和建议，其行为也越来越难以令人了解和预测。这一切促使中国对朝鲜采取日益明确而坚定的态度。朝鲜面对此时此景，虽然有失望与不满，但因在经济和战略上对中国存有较强的依赖性而难以对中国采取强硬举动。如果朝鲜改善对日关系，同时借此促使日本解除对朝制裁并给予朝巨额经济援助，则可以减轻朝对中国的经济依赖，甚至可以打日本牌制约中国。

　　此外，朝日改善关系还可以成为朝鲜摆脱国际孤立地位的突破口。朝鲜核试验后国际社会包括中国对朝鲜的制裁使朝鲜日益孤立，这对于本就落后于世界经济发展潮流的朝鲜是难以承受的压力，因此朝鲜必然会采取措施脱困。从2013 年下半年开始，朝中社不断报道世界各国之间的交流与联系，向世界传递其对世界局势和地区局势的关注，并积极派出各种团体到他国参加各种活动，增强与世界各国的联系。2014 年金正恩的新年讲话和1 月16 日朝鲜国防委员会针对韩方的“重大提议”提出朝韩“停止相互诽谤中伤”，释放出改善朝韩关系的意愿。 最值得关注的是，朝鲜在新年后接受韩国关于召开“朝韩离散家庭见面会”的提议并积极部署，使得这一见面会在时隔3 年零4 个月之后再次顺利进行； 朝同时提出继承《6·15 宣言》关于自主统一的精神、南北共同努力的倡议。 朝鲜与外界联系、摆脱孤立地位和扭转被动局面的切实需要使其必然要为朝日关系的改善做出积极努力。

　　三

　　尽管日朝双方都有改善关系和实现邦交正常化的意愿，但在朝核问题尚未取得实质性进展甚至美朝关系恶化的情况下，美日同盟框架中的日本难以单独在对朝关系上实现全面解冻。较有可能的未来前景是，日朝两国为了扭转在东北亚的外交被动局面，在绑架与经济援助等彼此关心的问题上相互做出一定程度的让步，实现双边关系中的局部突破，并带动全面关系的进一步改善，从而一定程度上促进东北亚紧张局势的缓和。

　　目前，日朝之间围绕绑架问题的接触增多、力度增大，为双方关系的改善提供了契机和突破口。只要朝鲜不再进行核试验，日朝接触的趋势就不会逆转。而朝鲜进行新一轮核试验的概率不大，日朝关系进一步改善的可能性也将会不断增大。一方面，日本对解决绑架问题的急切要求与朝鲜对于经济援助的迫切需求，会推动日朝继续努力改善双方关系。无核化虽是日本对朝政策目标之一，但并不是唯一或最重要的目标，解决绑架问题才是日本对朝更紧迫的议程、最大的目标。因为，日本深知实现无核化更需要美、韩、中的共同协力，日本的作用仅仅是参加“六方会谈”，与美韩形成共同的对朝压力。因此，日本虽然基于朝鲜搞核试验而不断加大对朝制裁，但目的只是为了迫使朝鲜重回谈判桌，以协商解决绑架问题。安倍特使饭岛勋甚至表示，“应该向朝方发出信息，表明只要放回几名人质，绑架问题就会得到解决”。 对于朝鲜而言，核问题从来就不是朝日关系问题，而是朝美关系问题，朝鲜与日本单独谈判的主要意图，就是通过改善日朝两国关系使日本放弃制裁并从日本获取巨额经济援助。鉴此，只要朝鲜在绑架问题上有所松动，表现出积极调查绑架问题真相的诚意，以及日本减少对朝制裁甚至向朝提供人道主义经济援助，日朝改善关系就可能成为现实。即使朝核问题不解决，日朝关系也有部分改善的可能。

　　另一方面，蒙古和越南的积极介入为日朝绑架问题的早日解决增加了可能性。冷战后，朝鲜与少数国家仍然维持相对密切的交往，其中包括蒙古、越南、印尼、伊朗等。蒙古是东北亚地区与朝鲜具有一定同质性的国家，其作为斡旋日朝关系的重要第三方受到了日本的青睐。蒙古曾于2007 年9 月在其首都乌兰巴托举办了“六方会谈”框架下“日朝关系正常化工作组第二次会议”。2012 年11 月，蒙古再次为朝鲜半岛“六方会谈”框架内日朝两国政府间局级会谈提供了场地。2013 年3 月，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访问蒙古，提出请蒙古帮助斡旋日本与朝鲜之间绑架问题的要求； 同年6 月，蒙古外长访日，与日本外相岸田文雄达成在解决绑架问题上蒙日进行合作的共识； 7 月，日本绑架问题担当相古屋圭司参加蒙古总统就职仪式，期间再次提出为尽早解决绑架问题请蒙方给予合作的请求； 9 月13 日，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官邸与蒙古国总理阿勒坦呼雅格举行会谈，达成了为解决朝鲜绑架日本人问题，日、美、蒙三国要争取定期举行工作磋商的共识。 同样，朝鲜也试图通过发挥第三方的作用来推进日朝关系。2013 年10 月，朝鲜邀请蒙古总统额勒贝格道尔吉访朝就是其重要的外交部署。蒙古总统是金正恩上台后首个访问平壤的外国元首，他在访朝期间参加了蒙朝建交65 周年系列庆祝活动，还就蒙朝关系以及为解决东北亚安全问题而建立“乌兰巴托对话机制”的倡议与朝鲜领导人交换了意见。 与对蒙古的期待一样，日本对越南斡旋绑架问题也寄予希望。2007 年3 月7 － 8 日，“日朝关系正常化工作组第一次会议”在越南首都河内举行。2013 年1月，安倍访问越南时向越南总理提出帮助解决绑架问题的请求； 8 月，安倍在日越首脑电话会谈中再次表示，希望越南理解日本在绑架问题上的立场并协助解决，得到了越方的积极响应。 2014 年3 月，越南国家主席张晋创访日，期间与安倍再次达成越南与日本合作解决绑架问题的共识。 蒙古和越南的积极介入为日朝保持接触、改善关系拓宽了渠道，营造了氛围。

　　总之，日朝关系未来得到改善的突破口应是日本关心的绑架问题与朝鲜关心的解除制裁和经济援助问题。之前，日朝谈判对于日本关心的绑架问题已有不少进展，最后一次达成朝鲜就绑架问题进行再调查协议是在2008 年，此后朝鲜一直声称绑架问题已经解决，拒绝就此进行实质性谈判。但是， 2014年3 月，朝鲜的态度在几次日朝会谈上出现些许松动： 在同意被绑架者横田惠的女儿一家与其父母在蒙古乌兰巴托见面之后，朝方代表宋日昊在日朝3月30 － 31 日政府间正式会谈举行前被问到是否会对日本提出的绑架议题进行回应时，答称“谈到什么问题，只有开始谈才知道”。 安倍捕捉到并积极评价朝方的态度变化： “朝鲜方面( 过去) 总是要求必须在朝鲜见面，这次同意在朝鲜以外的地方( 乌兰巴托———作者注) 见面。希望抓住这一变化，使其成为解决绑架问题的头绪。” 对于朝鲜一直期待的解除经济制裁直至作为历史清算赔偿的经济援助，日本以对朝强硬著称的绑架问题担当相古屋圭司指出： “只要朝鲜对绑架问题做出具有诚意的努力，我们当然可以分阶段解除对朝鲜的单独制裁措施。” 双方在会谈中虽然没有就朝鲜最关切的两大问题达成具体的共识，但都明确了各自的立场，达成将会谈进行下去的共识，并将再次会谈的具体准备工作交由驻北京的两国使馆协商安排。 日本岸田外务大臣在记者招待会上表示： “应该对本次会谈得以召开本身以及双方能够达成继续进行会谈共识给予肯定评价。” 很快，日朝之间的“闪电式”接触终于结出果实。2014 年5 月26 － 28 日，日朝双方再次在瑞典斯德哥尔摩举行政府间会谈，并达成如下共识： 根据《日朝平壤宣言》，为清算不幸的过去，解决悬案问题，实现邦交正常化，日朝要积累信任并改善关系。日本还表示，朝鲜为进行全面调查而组成“特别调查委员会”并开始实施调查时，日本解除关于限制人员往来、汇款及携带现金金额等对朝单独制裁措施，并解除对于为了人道主义目的而进入日本港之朝鲜籍船只的制裁措施，同时着手研究对朝进行人道主义援助。 关于此次会谈，日本外务省还特别指出： 安倍有在任期内彻底解决绑架问题的决心，因此会不断强烈敦促朝鲜对此付诸行动。 6月2 日，日本官房长官管义伟表示，出于解决绑架问题的需要，愿邀请朝鲜当局者赴日进行具体协商。朝方日朝谈判大使宋日昊对此提案欣然接受。

　　日朝关系的局部突破，对于因朝核危机而不断拉高的地区紧张局势无疑是一副纾缓剂，主要体现为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降低日朝之间及朝鲜半岛军事对立、冲突的可能性，为政治解决朝核问题赢得了新契机。一方面，日朝双方关系的改善有助于缓解日朝之间一直以来深刻的信任危机，使日本不得不放弃以应对朝鲜核与导弹威胁作为加强防卫力量的借口，并有助于被孤立的朝鲜回归国际社会，增强其克制政治、军事冲动的意志和能力，从而减少朝鲜半岛因误判而发生军事冲突的可能性。另一方面，随着日朝关系的改善，日本为了解除朝鲜核与导弹的威胁并对其美、韩盟友及国际社会有所交代，不免会在与朝鲜谈判解决绑架问题的同时要求解决朝鲜核与导弹问题。因此，日朝持续进行的谈判也是在为朝核危机减压。而且，由于作为日朝关系改善条件之一的对朝经济援助需要谈判，朝鲜不大可能在谈判尚在进行并有可能取得进展的情况下进行新一轮核试验，以致葬送与日本谈判的前期成果。朝鲜哪怕是推迟或搁置计划中的新一轮核试验，虽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朝核问题，也可以为协调有关各方重开“六方会谈”赢得时间。再一方面，日朝关系局部突破本身就是对东北亚地区冷战体制残余的冲击。朝核危机根源于朝美、朝日敌对与朝韩分裂等残留的冷战体制，朝日率先实现关系改善，一定程度上打破美日韩同盟与朝鲜的对峙，将会在一定程度上带动朝美、朝韩关系的改善，并一定程度上缓解中国根据国际社会要求向朝鲜施加的压力。朝鲜与相关各方关系的改善及与中国关系的健康、稳定发展会大大有助于缓解朝鲜半岛紧张局势，进而有助于促进东北亚地区紧张局势的缓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