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国球的研究领域包括文学史理论、中国文学批评、中国现当代文学，以及香港文学，从早年研究胡应麟，到在多伦多大学学习期间醉心于布拉格学派和符号学，这背后的“动机”都是对文学的意义的追问。近日，在复旦大学“文学批评与语文学工作坊”上，陈国球接受了本报记者的采访。

　　“高中时已情迷深陷文史科”的陈国球，在商业社会香港，总是会被问起念中文系的意义。进入香港大学之后，这些追问渐渐变成他对中文系的追问：中文系要承担什么，做什么，为什么现在大学里有中文系，为什么文学会成为教育的一部分。

　　2009年，陈国球从香港科技大学转任香港教育学院中国文学讲座教授，以《文学如何成为知识？——文学批评、文学研究与文学教育》为就职演说题目，探讨“文”之为“学”、文学立科、成为专业、作为教育的历程。“对自己投身的学科研究作出思考、诘问，既是对所学之虔敬，也是对本学科现况之切心关怀”，更是他对少年时代以来一直思考的为什么要读文学的回应。

　　陈国球的研究领域包括文学史理论、中国文学批评、中国现当代文学，以及香港文学，从早年研究胡应麟，到在多伦多大学学习期间醉心于布拉格学派和符号学，这背后的“动机”都是对文学的意义的追问。“正如我投身于‘文章大业’，投身这个世界，每日都会带着天真的好奇，问一些最简单但不懂回答的问题。”

　　陈国球曾任香港科技大学人文学部教授、香港浸会大学中文系主任等职。著有《镜花水月：文学理论批评论文集》（1986）、《胡应麟诗论研究》（1986）、《唐诗的传承：明代复古诗论研究》（1990）、《文学史书写形态与文化政治》（2004）、《情迷家国》（2007）、《结构中国文学传统》（2011）等。

　　近日，在复旦大学中文系和《复旦学报》联合主办的“文学批评与语文学工作坊”上，陈国球和两岸三地的学者一起分享、探讨他的《抒情论的建设——陈世骧的文学批评与语文学》，期间接受了本报记者的采访。

　　我们活在今天的知识分类里边

　　文汇报：陈世骧说，“中国文学和西方文学传统并列，中国的抒情传统马上显露出来”；“中国文学的荣耀并不在史诗；它的光荣在别处，在抒情的传统里”。甚至将之扩展到东西方两大文化的对比。而这里所说的西方的传统一直都是诗（poetry）的传统，包括戏剧都是诗。文学（literature）严格来说是非诗歌，是到近两百年才产生的概念。那么，我们是否可以说，在这里讨论和比较的，其实是东西方的古典文学传统？因为中国文学也是可以分为以诗词文为代表的士大夫文学，和晚近兴起、受到重视的戏曲小说等通俗文学。

　　陈国球：我不太同意这样理解“文学”。“文学”作为一个知识的分类其实是后加的，虽然是后加的但不等于当中的具体内涵是后来才出现的，而是我们分类不同以后，按照新的分类回看过去文化发展过程里的现象及其文本形构，哪一些和我们现在的分类是扣合的。中国有一个“发现/发明”文学的过程，西方也有一个同类的过程，中国和西方的过程其实差得并不太远。我的意思是，会看到有类似的情况。中国讲文学的概念，用近代的知识分类，是晚清开始的。西方对于文学这一概念是如何诞生的，也做了很多研究。不管怎样，我们今天讲文学时，是按我们今天的知识的分类来界定。

　　我们现在通行的文学分类一般是诗歌、散文、小说、戏剧。这个四大类其实很怪的。西方是三分，当然也不是一开始就三分，大概是在16世纪文艺复兴时有了文学三分的释义，再下来是歌德的见解；他认为抒情诗、戏剧、史诗三分是自然而然的，其实就是后来人们所说的（抒情）诗、戏剧、小说。所以并不是大家都认为古代的都是诗，他们的考虑不是诗和非诗。因为诗作为载体，可以用以写抒情诗，也可以写戏剧和史诗。长篇小说（novel）就是从史诗（epic）的系统下来的。一般而言三分是指：抒情诗从我出发，戏剧是两个人对话，史诗是第三人称作叙述。他们的思路是，用个人讲，不能讲太长，所以抒情诗比较短；戏剧是看冲突，看两个人有不同的想法，冲突怎么解决；史诗是叙事性的，有一个故事，要跟人家讲怎么发展，有起、中、结。歌德就认为什么文体都在这三分里面了。几乎后来的西方文学论述都跟着这样讲了。

　　这种论述传到中国以后就比较难办了，因为中国文学里很多都没法对应，于是有了一些转型、一些变化，又加了一些中国的概念，形成诗歌、散文、小说、戏剧四分。所以这个四分从理论的架构来讲，是很难讲通的，四分会有很多重叠的部分，比方小说跟散文有时候分不了，散文跟诗也分不清，但我们现在都接受了，用这种方法来理解中国的文学。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不同意说今天才有文学，古代都是诗。

　　文汇报：您讨论的是广义的文学概念。

　　陈国球：是的，文学是我们今天的知识分类，我们活在这个知识分类里边。福柯讲知识是一种架构，知识会变成一种力量。这个讲法也可以加力给小说戏曲，这些过去没有人理会的文类，因为我们现在处在这个知识的架构里面，给了它们很大的力量。我们今天讲宋明以后的文学，大部分都在讲小说戏曲，但其实宋明以后的诗的分量比小说戏曲重很多，只是今天我们没有那么重视它了。

　　文汇报：您最近的工作是发掘“五四”以来一些学者对文学批评的思考。像朱自清这一代人，是不是也始终致力于回应何谓“文学”和“文学传统”的问题？

　　陈国球：我的理解是，从晚清以来的时代变化真得很厉害，当时人的感觉是，没办法，我活在地球里，活在这个世界，就必须面对西方的这个系统了。最初他们还是想把那个系统推到周边去，留给少数搞洋务的人去通就好了。像京师大学堂本身就是维新运动的产物，是为了面对西方的现代的世界，希望把西方的现代教育体系带到中国。但一开始，科举制和大学制是并行的，认为中国文化传统继续由科举制维持就好了。后来发现这样做不行，科举要停下来，因为它没有办法承担今天和古代的联系。此后，整个国家的人才培养都要以大学为核心。再往下发展，中学、小学堂都建构于大学制底下，为了培养可以进大学的人而设立。这还是知识架构来决定了教育的构成和理念。

　　这种知识架构造成的变化，对于在晚清出生的朱自清这一辈人来说，他们思考的紧迫性更强。我们今天觉得大学里有中文系是天经地义，但其实，大学里可以不念文学的，英国的大学早期也不教英国文学。朱自清也不是最早面对这个问题的一批人，最早是京师大学堂建立、白话文运动勃兴时的那批做旧学的人。1915年的大学已经在用现代的架构来做分科，然后又有新文化运动，想要连接古今的想法就出来了。提倡新文学的人是先锋，这种新文学的观念是要冲击原来的体制，但先锋毕竟是少数人，我们现在讲好像是一种庞大的力量，但实际上在整个社会的知识界里他们是一小部分人，冲出他们的天下来，这是革命。他们要面对另外一大群过去知识体系训练出来的人，那些人不认同那种西方的学问，朱自清到了清华就要面对他们。

　　其实旧学的人也很焦虑——如果他们那么了不起，根本就不需要进大学，因为大学是现代的体制，他们要在这个现代的体制里谋他们的存在，其实也是一种压力，也蛮辛苦的，于是他们就用排斥，用看不起别人来证明自己的意义。像朱自清已经是新文学的名家了，但他自从离开中学教职转到清华学校大学部，就遇上许多旧派学人，知道他们都看不起他。他想，古典旧学，真是我没办法掌握的吗？所以他就主动拜黄节为师，学习写古典诗。但他没有说把新的换了旧的，把现代搬进来，过去就扔掉——“五四”时是有人说要把线装书扔到茅坑里。

　　他认识到时代的变化，说：“现在学术界的趋势，往往以西方观念为范围去选择中国的问题，姑无论将来是好是坏，这已经是不可避免的事实”；又说“西方文化的输入改变了我们的‘史’的观念，也改变了我们的‘文学’的观念。”面对这些中西古今的变化，我们今天要采取怎么样的态度？用朱自清的话是“弄清楚自己的立场”，“再弄清楚古人的立场”，一方面设身处地为古人着想，另一方面回到自己的立场作批判；两者可以说是互相关连，互相依存的。

　　这种想法我认为到今天还是有用的，今天我们其实还是不断地回头看过去的东西怎么来帮我们更好地面对当代。当然拿来用要非常小心，不是那种工具性的拿过来，而是从精神、文化层面来取得支援，让我们更好地面对目前。所以我对这一群知识分子比较感兴趣而有更多关注。

　　文汇报：相对于非西方的文学传统，中国文学的独特之处也在抒情吗？

　　陈国球：我对这个问题没有想很多，当然我们现在这种中西的讲法其实是相当简约的。西方不是为了跟中国对立而出现的，我们是从中国的立场看，才会讲中西。实际上，“西”的实际指涉那么广泛，具体指哪些国家呢？欧洲有希腊文明、基督教文明，今天美国又成了我们理解西方的那么重要的一个点，它的文化境况却那么复杂。

　　我没有办法回应你的问题，但我可以举闻一多先生的观点稍作说明，闻先生我是把他放在抒情传统的论述谱系里的。他的一篇文章《文学的历史动向》，说四大古文明，大概分两类，一是中国和犹太文明，一是印度和希腊文明。他觉得一类是以抒情诗为主，一类是以故事为主的。他讲到，犹太以色列的圣经里，也是很多的诗歌；另一种就是说故事的，印度和希腊就是说故事的。当然这也是简化了。但比刚才那个中西的讲法稍微复杂一点。世界不同的文明，他希望用他的方法去分。有些文明是比较个人化的、情绪的抒发，作为源头；另一些是说故事、说外在的东西，看冲突、看解决。也就是说，一种是对外在的世界有更多的关怀，一种是对内在世界有更深的思索。这种理解的方法就跟后来的“抒情传统”论述很相近了。但很多后来讲中国“抒情传统”的人没怎么注意中国以外的同样倾重“抒情”的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