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引过Graham Greene的说法，写作者的前20年涵盖了其全部经验，余下的岁月则是在观察。他认为写作者在童年和青少年时期观察世界，一生只有一次。而其整个写作生涯，就是努力用人们共有的“庞大公共世界”，来解说其私人世界。

　　我曾在领一位北方朋友重游我的儿时故地时，讨论过类似的话题。他看着半拆半建的老城区，认为我们之间的区别或许在于经验和知识的获取顺序上。对我而言，确实是经验在前，知识在后的。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人们从弄堂搬进单元楼，逼仄的螺旋式空间变为敞亮的两室一厅，这是一种令人兴奋的居住更新体验。然而很快的，人们又匆忙搬出单元楼，去往更高的公寓，更大的户型。于是小区成了老小区，工人新村成了旧新村，我的经验，就在这些老社区里。

　　我的写作从童年模糊的弄堂、河岸记忆中走出来之后，就一头扎进了这个独立于“乡村”和“都市”之外的半新不旧的空间。它来自小城市平民阶层所创造的熟人社会。它的容量是庞大的，存在感却不相符地异常低下。我希望给予它一种真实、细致且平视的呈现，大约就是沈从文所说的“贴着写”。

　　最初是写一对在马路口给人补衣服修伞的老夫妻，打赌房子不会拆迁的故事（《预言》）。接着写一个小区看门人（《小官》），是当作平民英雄来写的。过了几年发现，去看这个空间内群体生活的凋敝，远比追溯往日的荣光和真善更要紧，便决意再写看门人的故事（《小官的故事》），偷吃狗肉，被年轻人打，去美容店，这时“街道英雄”的反英雄元素已经显现了。此后接连写了20来个“街道英雄”，有人，有动物，清一色都叫 “XX的故事”。

　　比如棋牌室常客（《麻将的故事》），比如卖水果的（《水果摊故事》）、卖菜的（《老菜皮的故事》）、做早点的（《阿祥的故事》）、开五金铺的（《阿金的故事》）……他们大多是下岗再就业或退休工人，离开了单位制的依附，努力营生或浑浑度日。再如送牛奶工的《光明的故事》，以及老知青的《春光的故事》,这些人是熟人空间里操持别种语言的特殊角色，他们所拥有的地域文化和气质，不时与外部环境产生互动，有些融入其中，有些仍在适应，但确已归属于本地空间内了。新旧、出入之间的变化关系，十分有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