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现实主义在传统文学领域弱化的新世纪，网络文学的兴盛为现实主义带来了新的空间。网文作者大多不是科班出身，因而来自各行各业的知识、视角、逻辑都被接入进了文学之中，让网络文学的生活气息与关注视角都呈现出浓郁的现实主义色彩。《欢乐颂》的走红，则是网络文学的现实主义精神一次身着正装的亮相。

　　当今文坛，无论是传统文学还是网络文学，一部富有时代气息、能够反映社会变革和青年一代生存状态的作品，是非常难得的。因此，当《欢乐颂》第一部随着影视改编而爆红之时，人们对第二部的期待，就不只是想看5个女孩如何恋爱失恋、吵架、和好，而是期待她们能够在既有的人物性格中继续生发，期待《欢乐颂》系列能够以成长小说的形式，对当今这个日新月异的社会展开持久而深入的观察。

　　但遗憾的是，《欢乐颂》第二部并没能完全达成这一目标，不同于影视化后编剧的极力圆场，营造出一派其乐融融的大团圆结局，《欢乐颂》第二部的作品本身，的确在人物性格的多侧面和纵深度上有所延展，试图以现实主义的笔法，描绘出当今都市青年身上混杂的光明与阴暗。然而群像式、多线索描写对作家笔力的要求，显然对阿耐形成了挑战，以致最后情节走向略有失控。日前消息，拜《》这一IP的热度所赐，时隔多年，阿耐将再次提笔续写，并与编剧共同敲定后续剧情。《欢乐颂》将如何延续文学创作的现实主义传统，又将如何在影视化、资本热的潮流中坚守文学本色，这都是值得关注和讨论的问题。

　　回归文本，从人物到人性

　　《欢乐颂》的影视化，固然为它带来了极大的知名度，让这个原本在晋江文学城只受小众喜爱的冷门作品，成为家喻户晓的知名IP，甚至版权远销海外，完成了中国文化输出的使命。但另一方面，影视对作品本身的改编，也让“书粉”和“剧粉”争论不休。对于《欢乐颂》第二部而言，这种差异尤其明显，作为大众文化媒介，电视剧努力为人物说好话、将故事讲圆满，完成一部大多数人容易接受的合家欢剧作，一定程度上，的确削弱了原著在人物丰富性塑造上的力度。

　　在众多被重新改编的人物中，形象完全颠覆的就数关雎尔的男友谢滨了。剧中，这个人物改名谢童，变成了摇滚歌手，因为少年时与人斗殴而进入少管所，继而终止学业、成为北漂歌手，又因为前女友因其自杀，而对关雎尔有所隐瞒。于是，关雎尔的这场爱情，应和了她“只想谈一场轰轰烈烈的恋爱”的宣言，乖乖女配混小子，形成了直接的反差。

　　但是在《欢乐颂》原著里，情况显然复杂许多。谢滨不是浪迹天涯的摇滚歌手，而是循规蹈矩的人民警察。他成长经历的复杂性，源自自幼成长在乡村，母亲进城打工，介入别人家庭、成功留在城市并抛弃了他们父子，长大后他被母亲接进城市，从农村少年被改造为城市青年，然后读书考学成为警察。因而，谢滨身上呈现出了一种独特的矛盾。曲筱绡查到他的户籍仍在非常偏僻的农村，但关雎尔坚决反驳“你肯定看错了，一个农村来的孩子不可能对乐理非常熟悉，连我这个学小提琴的听着都觉得无懈可击，很偏僻的穷村可能学不到这些。”（《欢乐颂续》第56章）关雎尔对谢滨的爱慕，同样源自这种自己都未必能察觉的矛盾：关雎尔因为谢滨是警察而产生安全感与依赖感，因为他在体制内而有种安稳的认同，但是真正吸引关雎尔的，却是在这种“貌恭”的外表下，他深藏的秘密与乖张的性格——恨母又驯服，厌恶城市又留在城市，身为警察却公权私用。因此，关雎尔与谢滨，其实是一对相似相投的“口是心非”的男女，披着乖巧的外衣，藏着叛逆的内心，相互爱慕又相互怀疑。

　　因为谢滨的出现，简单明了的关雎尔展示出内里的复杂性格，它看似与“乖乖女”的标签矛盾，但却正是形成“乖乖女”背后所必然存在的压抑与爆发。第二部中，安迪在隐私被暴露的危险中，面对弟弟小明的理智到冷血；樊胜美一面做出大姐大的模样，一面趁邱莹莹住院抢占了她的房间；浑不吝的曲筱绡也有家庭这根软肋；傻大姐邱莹莹也懂得在面对应勤父母时要虚与委蛇……她们自有其标签性格，但支撑这些典型人物立起来的，却是与标签相反的、琐碎而细微的另一面的人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