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施蛰存和“新感觉派”的关系是一个争议很大的话题，受到众多人的关注，甚至为此还发生了不少激烈的论辩。研究者们各执一词，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更为关键的是，作家本人对此问题在各个时期的说法也略有不同，这就更让人们争论不休。

　　施蛰存是新感觉派吗？

　　施蛰存是“新感觉派”吗？从有人开始提出这一问题时，实际上就存在不同的看法。

　　最早将“新感觉派”这顶帽子戴在施蛰存头上的是楼适夷，那是在20世纪30年代。楼适夷于1931年10月26日在《文艺新闻》33号上发表题为《施蛰存的新感觉主义——读了〈在巴黎大戏院〉与〈魔道〉之后》的文章，批评了施蛰存几篇小说的思想倾向和艺术倾向，并且提出了“新感觉派”的论点，将施蛰存归入其中。楼适夷的观点的影响力很大，后来持相同论点的评论家基本上是延续了他的命名。

　　紧接着钱杏邨在他的《一九三一年中国文坛的回顾》一文中继续采用了楼适夷的说法，并指出施蛰存的新感觉主义的倾向，代表着没落的资本主义的景象。

　　新中国成立后，施蛰存基本上退出了文坛，所以这一问题甚至连他本人都很少被人再提及。

　　到了20世纪80年代，随着思想的解放和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深入，施蛰存再一次进入人们的研究视野。但是有研究者对施蛰存进行了新的分析探讨，提出了一些新的认识，推进了施蛰存研究的深入。此时继承了20世纪30年代楼适夷对施蛰存“新感觉派”命名的是严家炎，他1985年在《中国社会科学》上发表《论三十年代的新感觉派小说》一文，重新提及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新感觉派”，并再次将施蛰存置于“新感觉派”帐下。

　　对于这些针对自己的评论，施蛰存本人的反应，因时代的不同，有过一些微妙的变化。

　　早在1933年，施蛰存就在《我的创作生活之历程》中声明：“因了适夷先生在《文艺新闻》上发表的夸张的批评，直到今天，使我还顶着一个新感觉主义的头衔。我想，这是不十分确实的。我虽然不明白西洋或日本的新感觉主义是什么样的东西，但我知道我的小说不过是应用了一些Freudism的心理小说而已。”从这时他的话中，可以明确地看出，他不认同自己是“新感觉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