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一向以商业化大都巿的形象示人，时尚文化成为潮流，却并没有因此而失却文学的空间。回归20年，香港文学始终自有光芒，值得细加品味。

　　20年来，香港社会环境发生很大变化，港人的生活形态、生存状况、社会意识以及标志性事件都在文学作品中有所反映。概括地说，香港小说在现代商业文化的丛林下自成蹊。香港小说在内容题材方面谱系繁多、意象驳杂，有社会世相的揭示，也有个体生命状态的呈现；有地方记忆的回溯，也有都巿漫游者仓皇无地处境的表现；有情色的书写，也有疾病的隐喻。叙述美学也是形式多样，有传统写实笔调，也有魔幻笔法，更不乏后设实验。总的来说，回归20年来，香港小说多姿多彩的创作风貌为“我城”书写增添了新的维度，也有一些创作现象值得探讨。

　　食物的隐喻：香港味道

　　说到20年来的香港小说，也斯的《后殖民食物与爱情》无论从时间或是从象征意义，都是一个不容忽视的起点。作品发表于1998年4月，即香港回归后几个月，是香港历史新篇章中的一个重要小说文本，响应了某种历史经验，且以“食色性也”的方式来想象与言说。对于这部作品，人们很自然地联想到殖民与后殖民，甚至试图从中品读出微言大义。《后殖民食物与爱情》围绕着“我”与一班朋友“搵食”的经历，真实细致地展现出港人的生活方式——食的庶民文化，同时也扣连着“九七”回归及后殖民年代的社会世相。作者以“食物”作为切入点，进入香港寻常百姓家，出入茶餐厅乃至高级食府，游走于横街窄巷，展示香港人真实的生存状态，品味地道的香港味道，但又让人联想到社会的嬗变。也斯晚年执著地追寻“香港味道”，这不是从理念出发去图解香港，他在《后殖民食物与爱情》的后记中一言道破了“食物”的符号作用：“食物总连起人情，连着我们的历史、我们的想象。”也斯另辟蹊径，为我们认识后殖民时期的香港社会提供了别具意趣的视角。也斯说：“小说首先是书写的艺术，不失阅读的乐趣，可以整理出想法来，却并不是依据一套观念写出来的。”这确实是创作的真义，体现了艺术创作的本质。

　　也斯的小说创作经历了一种“回归”，即由现代主义的探索、实验，向传统写实技艺的回转，以贴地的方法讲述故事，着实是其创作理路的一大飞跃。对此，也斯有一番夫子自道：“每当我写作，为什么总得面对理论的干预，为什么理论变成压抑性的概括，理论带着它的偏见，否定我们的探讨，把我们复杂的文字放进它们容易消遣的小框框里，失去了原来丰富的意义？” “对我来说，当然是由于我在这地方长大，很想理解这地方的问题，是什么形成了大部分人主流的意见呢？是什么历史令那么多人带着偏见的看法呢？我在面对种种偏见中长大，想去理清问题，观察不同的人生，去想他们经历了怎样的历史而形成自己的想法而已。”

　　也斯的“港味”作品及创作理念，似乎为我们考察20年来的香港小说，提供了一个坐标。

　　“咬着自己的尾巴书写”

　　深受欧美文学濡染的香港文学，都以生命的勘探、灵魂的拷问为能事。欲望、肉体、生命，就成了纠缠不清的话题，成就了无穷的书写空间。

　　董启章的《衣鱼简史》写“我”到藏书库查找史料，对图书管理员“维”产生性幻想。两个书痴因书结缘，女子的祼体让“我”联想到“衣鱼”，“衣鱼”即书中的蛀虫——应和了广东话“书虫”（书痴）之意。作品中的女孩复述父亲的一句话，泄漏了这个迷离故事的意旨：“衣鱼在传统里是读书人的敌人，因为它破坏了书，但是现在像他一样的读书人却都变成了衣鱼，靠着把书残余的能量吃回去来生存，直至有一天把书都吃完，世界再没有书，衣鱼也没书可吃，人们就可以安然地把书和衣鱼忘记了。”作品体现了董启章以具象、写实的笔触诠释概念和书本经验的创作风格。从某种意义上说，作者本身也是“衣鱼”，寄书本而生。

　　这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在香港当代作家中，有不少作家，如昆南、潘国灵等，都有“以学问为诗”的特点：从理念出发，开掘本身的内在资源，啮啃典籍和身心，这类创作或可用一句话来形容：“咬着自己的尾巴书写”。

　　昆南上世纪50年代进入文坛，60年代初出版长篇实验小说《地的门》，至今已逾半个世纪。昆南的创作一向以现代主义的先锋艺术形式呈现，追问存在的意义，执迷于情色生死的探究与反思，颠覆世俗的道德观和凡夫俗子的眼光。如《旺角记忆条》，凭着“云”的思绪流转，展示一段缠绕不清的多角男女关系，借记忆的回溯，揭示艺术人的私密空间，呈现旺角的种种面相。

　　潘国灵是“给写作附魔的人”，对文学有宗教般的虔诚，写作也成了其生命存在的一种形式。他的小说有一种“病气”，是一种典型的疾病书写。《给写作附魔的人》中的“游幽”与其说是小说人物，不如说是潘氏自己的化身。这个写作者“吸吮书叶以疗饥”，“以文字书写作生命的放血治疗”和“自我赎救”。他的《分裂的人》，表现人的二分状态，“我”与“你”是生命的共同体，“我”是外在的存在，而“你”则是蛰伏在灵魂中的另一个自己，会时不时地怂恿“我”做出不合礼数或社会规范的行为。作品叩问的是灵魂，探讨的是生命、存在、性别的内在困惑，是思辨化的、意念化的，我称其为思辨小说。

　　通过这种追问内在的写作，香港小说加深了对“人”的认识，但我也有一个疑惑，不少写作者似乎都在“我”身上做文章，那么“人在何方”？目光只盯着自己，只在私我处挖掘的写作，又与“人”何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