适应主义在生物学中有着广泛的影响。然而，随着生物学的发展，特别是人类遗传学理论的发展，使一部分进化生物学家认识到了非自然选择力量特别是遗传学限制的重要性，引发了人们对适应主义的批判。其中，1979年古尔德和列旺汀发表的题为《圣·马可的拱肩与潘哥洛斯范式：适应主义者纲领的一个批判》的文章最具影响力。

　　古尔德和列旺汀分析了适应主义者的研究步骤：原子化性状，即一个生物有机体被原子化为一系列“性状”；万能的选择，即这些性状都是经由自然选择获得的；最优化的设计，通过自然选择获得性状是相对最优的性状；“权衡”妥协，即逐个部分的最优化失败后，通过断言生物不能每一部分都最优化又不伴以其他部分的消耗，而承认了相互作用。这时“权衡”观念被引入，生物被看成是（满足各种）互斥要求的最佳妥协方案。其中，自然选择导致完善的生物设计的观点，被古尔德和列旺汀戏称为“潘哥洛斯范式”。潘哥洛斯医生是伏尔泰小说《老实人》中的人物，他的观点可算是极端乐观主义的典型。在他看来，世界上的一切都是最好的。

　　古尔德和列旺汀分析认为，适应主义的错误在于：未能区分目前的功用和起源的原因；不愿意考虑适应故事的供选方案；只依靠似乎有理作为标准去接受带有疑问的故事；没有充分考虑这些竞争性的主题——比如，随机固定的等位基因、选择与适应的可分离性、多适应峰等等。

　　为了使批判更加形象且有说服力，古尔德和列旺汀用建筑学上的“拱肩”的形成过程作类比，说明很多存在的完美事物可能只是某个过程的副产物而已。威尼斯的圣马可教堂穹顶上的拱肩是在哥特式拱门之间的穹顶上形成的三角形空间，这些拱肩并不是有意设计的，而是在设计和建造这些尖端拱门的过程中形成的副产品。同样，古尔德认为，生物的许多有用的特性自身并不是自然选择的结果，而是其他某种机制的副产品。

　　关于适应主义，除了生物学方面的概念争论之外，哲学家们的加入，使得争论更加激烈。反适应主义的哲学家认为，适应性假说缺乏可检验性。波普尔曾把作为自然选择法则的“适者生存，不适者被淘汰”看作“同义反复”。既然是“同义反复”，就缺乏经验内容，因而就是不可检验的，因此，适应性假说不是一个能置于检验之下的科学假说，而是一个不可证伪的形而上学假定。

　　针对适应性假说的不可检验性，一些哲学家进行了辩护。索伯强调，适应主义作为一个普遍的假说包含着许多特殊假说，其可检验性表现为这些有关自然选择作用的特殊假说都是可检验的。也就是说，索伯认为，适应主义纲领的核心是一个有关自然选择作用的“元假说”，是可以通过其蕴含的特殊假说来检验的。所以，在索伯看来，自然选择包含同义反复的事实并不表明整个理论都是同义反复，从适者生存的同义反复推出整个自然选择的进化理论是同义反复，是混淆了部分和整体的关系。

    作者：北京师范大学哲学学院 李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