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实用的青铜《喜上眉梢笔筒》、时尚精美的凤灯竹编手提包、气质独特的山水图丝巾……在广西博物馆一楼大厅一侧，十多米长的柜台里陈列着该馆近年来开发的文创产品，从几元、十几元的钥匙扣、杯垫，到几百元、上千元的茶具、丝巾，再到近万元的瓷器、绣品画，满足着不同消费群体的文化需求。

　　作为区内率先在文创领域“吃螃蟹”的博物馆“大佬”，广西博物馆从2007年起研发文化创意产品，至今推出了12个系列70多种产品。“文创产品的开发可以让文物资源‘活起来’”，该馆馆长吴伟峰说，“博物馆展览或文创的目的在于公众教育，博物馆与文创产业结合，可以让公众更好地理解传统文化的内涵，观众每带走一件文创产品，就是博物馆文化价值和影响力的一次成功输出。”

　　记者走访多家博物馆商店后发现，各家销售最好的产品大多是价格亲民的生活实用品，如文具用品、服饰一类，而高端文创产品市场也正在起步。

　　2016年5月，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柳州博物馆参展的柳砚系列产品吸引了众多关注目光。其实早在2010年，柳州市博物馆就计划“再现”柳砚，以馆藏柳砚作为参考，从当年柳宗元采砚石之地——龙壁山下柳江水下40米深处采集叠石制作。记者看到，一方名为“罗池夜月”的柳砚，巧妙利用柳州古八景之一的“罗池”作为砚池；四个侧面分别刻着柳宗元任柳州刺史时释放奴隶、兴办学堂、种柑植柳、凿井取水4件利国惠民之事；背面所刻为现存于柳侯祠的国家一级文物——“荔子碑”的全文。产品设计既体现了柳州历史，又融合了柳宗元文化。目前该馆正在打造柳砚常规专题展，让柳砚成为柳州一张新的“文化名片”。

　　将文物蕴藏的人文情怀、艺术品质，通过文创产品播种在公众心中，是博物馆文创产品研发的目的。从当下市场反应来看，创意与实用结合、有特色、高品质的文创产品更能吸引消费者。据广西博物馆文创中心主任邱莉介绍，该馆馆藏“珐琅彩百花纹五孔尊”的仿制瓷瓶，限量推出80个，由于用料、胎体、造型、釉色、纹饰与烧制各个环节严格按照古法制作，即使售价高达1.68万元，也颇受消费者青睐。2015年该馆推出累蹲蛙茶壶，选用汉代灵山型铜鼓上的累蹲蛙造型，文化元素与生活气息有机融合，产品广受欢迎。

　　文创是一项具有较高专业性的工作，目前博物馆的文创产品开发主要有两种模式：一种是博物馆自主研发，完成创意设计后再授权给厂家制造；另一种是创意招标，由获得授权的设计厂商负责研发、生产的全过程，最后由博物馆贴牌销售，销售收入按约定分成。据悉，国外一些运作成熟的博物馆，大都采用“自主+招标”的混合模式，而国内博物馆只有北京故宫博物院、上海博物馆等少数博物馆拥有自己的创意设计团队。

　　在民族文化资源丰富的广西，由于种种原因，博物馆文创产品的开发还处在起步阶段。据了解，目前我区博物馆鲜少设有文创专业部门，从事相关工作的博物馆人员大都是兼职。博物馆的文创元素往往来自博物馆的藏品。一直致力于文创产品设计的吴伟峰坦言，博物馆作为文物的“监护人”，比一般设计人员更能完整地诠释文物的艺术价值和文化内涵，相关研究者参与设计时能够更准确地把藏品信息传达到产品上。

　　为鼓励区内公办和民办博物馆以馆藏文物及传统文化为元素的创意设计，让身边的文物鲜活起来，2015年10月，广西文化厅和广西博物馆协会发起“广西首届博物馆文创产品大赛”。历时两个月的大赛，最终仅有十家博物馆选送了产品参加，约占全区博物馆数量的二十分之一。

　　业内人士指出，目前我区不少文创产品只满足于简单地将文物图案“复制粘贴”，品种单一匮乏，无外乎文具、服饰、箱包、工艺品，同质化严重；摆件大多是文物的原样缩小复制，做工“只可远观”，质量粗制滥造等问题仍然存在。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长期以来，作为非营利组织的博物馆能不能从事“盈利”的商业经营活动的规定、顾虑，牢牢束缚着各博物馆开展文创的手脚，一些博物馆只好以“打擦边球”的方式研发文创产品。而2015年3月《博物馆条例》正式实施，鼓励博物馆挖掘藏品内涵，与文化创意、旅游等产业相结合，开发衍生品，为博物馆文创产品的破题带来了福音；2016年5月，文化部等部委印发《关于推动文化文物单位文化创意产品开发的若干意见》，明确鼓励具备条件的文化文物单位采取合作、授权、独立开发等方式开展文化创意产品开发，对相关单位从事开发活动起到“正名”和“保障”的双重作用，进一步打破了政策壁垒，将博物馆文创产品发展推入了“快车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