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国家，无论是向社会主义过渡还是建设社会主义都需要利用国家资本主义。这个过程会很长。搞国家资本主义并不必然等于放弃社会主义，但一定要警惕和反对全盘私有化的主张。全部问题的关键在于：牢牢把握和提高无产阶级国家对国家资本主义的驾驭能力；正确处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坚持在公有制为主体的条件下发展多种所有制经济。

　　关 键 词：经济文化落后国家；社会主义建设；国家资本主义；改革开放

　　作者简介：余源培，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中图分类号：D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8273（2007）07—0020—08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主要内容是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多种经济成分同时存在和共同发展。经过不懈的努力，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格局基本形成：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明显增强；新的经济宏观调控体系框架初步形成；分配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改革逐步取得进展。现在，我国不仅有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经济，还有个体经济、城乡合作经济、私营经济、中外合资经济和外商独资经济等。特别是国有企业改革，其中相当一部分中小企业通过私人资本和外国资本投资实行了转制，旨在提升效能和竞争力。以上这些改革举措包含着“国家资本主义”的做法。然而，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伴随着就业困难、贫富差距拉大、“权钱腐败联盟”等消极社会现象滋生。于是，怀疑产生了：国家资本主义的做法背离了社会主义方向？怎样才能切实防范国家资本主义的消极作用？这成为必须认真研究和回答的重要问题。

　　回顾20世纪社会主义发展史，列宁晚年实行了从“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向新经济政策的转变，最先采取各种国家资本主义的办法向社会主义过渡和建设社会主义。当时，党内外许多人都不能理解列宁的这种“异端”做法。面对这种情况，一方面，列宁指出：“我们不得不承认我们对社会主义的整个看法根本改变了”[1](p.773) 另一方面，列宁强调：“在任何一次深刻的政治变革以后，人民需要用很长时间来消化这种变革”，“使它为人民群众所理解”，包括“他们所得到的教训”。[1](p.585) 如果不这样，就很难坚持和完善新经济政策。遗憾的是，由于病重，列宁没有能在全党和全社会很好地实践这一点。列宁逝世后，苏共领导层发生了有关新经济政策的激烈争论，以斯大林为首的主流派认为，新经济政策是对社会主义目标的后退，已经“过时”。为此，1929年实行了“大转变”，废除一切国家资本主义措施，高度集中、单一的计划经济的苏联模式开始形成并得以巩固。对于这段历史，邓小平总结说：“社会主义究竟是个什么样子，苏联搞了很多年，也并没有完全搞清楚。可能列宁的思路比较好，搞了个新经济政策，但是后来苏联的模式僵化了。”[2](p.139) 历史往往存活在现实之中。本文将以史为鉴。对国家资本主义与经济文化相对落后国家社会主义建设的关系——包括苏联和中国的实践——做一理性反思。

　　一

　　国家资本主义原本只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照所有经济著作解释，国家资本主义就是资本主义制度下由国家政权直接控制这些或那些资本主义企业的一种资本主义。”[1](p.670) 在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社会主义国家是否需要和可以搞国家资本主义。这是一个全新的问题。列宁是对这个问题进行思考和实践的第一人。在新经济政策时期，列宁认为，全部问题（无论是理论的还是实践的）在于，找出正确方法，创造必要条件，把在一定程度上和在一定期限内不可避免的资本主义的发展纳入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他指出：“作为新经济政策要素之一的国家资本主义，是在苏维埃政权条件下，工人阶级有意识准许而又加以限制的一种资本主义。我们的国家资本主义同拥有资产阶级政府的那些国家的国家资本主义在本质上大不相同，即在我们这里代表国家的不是资产阶级，而是能够取得农民完全信任的无产阶级。”[3](p.290) 这样的国家资本主义并不可怕，而是符合工人和农民利益的。因此，对国家资本主义要做具体的分析，除了资产阶级制度下的国家资本主义，无产阶级国家也可以搞国家资本主义。

　　列宁对国家资本主义进行了初步的探索。国家资本主义既包括苏维埃国家同外国资本的经济合作，也包括国家法律范围内的私人或私人联合企业。其具体形式有：（1）租让制。列宁称其为国家资本主义“最清楚”的形式。苏维埃政权同资本家订立合同，根据这种合同，社会主义国家政权把工厂、原料、矿山、油田等生产资料交给资本家，资本家则以订约人或租借者身份利用社会主义国家的生产资料从事生产，以其资本赚取利润，并把一部分产品交给社会主义国家。这项政策主要针对国外的资本家，租让期限一般20年以上。列宁亲自研究了巴库油田的租让问题，并亲自领导了同美国商人哈默关于租让堪察加的谈判、同瑞典轴承股份公司的谈判、同英国和荷兰公司的森林租让谈判、同德国克虏伯公司关于租让5万俄亩土地的谈判等。列宁对美国商人哈默说：“在世界各国中，我们认为美国是资本主义最发达的国家”，“我们邀请美国人到俄国，是为了请他们教我们生产的方法，把我们的工业提高到应有的高度。对这样的援助，我们愿意付出代价，答应美国资本绝对不受侵犯，保证它在一定时期内能从它承租的工商企业中赚到钱。”①（2）“租借制”。即通过签订合同，苏维埃政府将国有的一些企业、森林、矿山等租借给国内的私人资本家或合作社经营，租借企业期限最长为6年。（3）合作社。这不是指生产领域的合作社，主要是指流通领域的合作社。旨在引导农民学会“文明经商”，使小农经济在自愿联合的基础上过渡到大生产。（4）代购代销。国家付给作为商人的资本家一定的佣金，由他们来销售国家的产品和收购小生产者的产品。

　　应该说，列宁的上述探索是很有限的，但是，这对于后来社会主义国家改革开放中的某些国家资本主义的做法而言却具有发生学的意义。

　　此外，列宁还围绕国家资本主义进一步思考了商品、货币和市场的必要性问题。和大多数马克思主义者一样，列宁此前也主张社会主义就是消灭资本、商品和货币，就是取消市场的作用。对国家资本主义的思考和实践使列宁的这一思想发生了根本性的转折。他强调：“应当把商品交换提到首要地位。把它作为新经济政策的主要杠杆。”[4](p.327) 列宁不再把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视为社会主义的对立物。列宁号召共产党员要学会经商，学会按商业化原则办事。他说：“必须向这门科学进军，向这门艰难、严峻、有时甚至是残酷无情的科学进军，否则就没有出路。”[5](p.193)

　　国家资本主义的做法在俄国国内外引起强烈反响。西方世界寄希望于新经济政策使俄国“回到资本主义去”。孟什维克的《社会主义通报》、《路标转换》和《经济学家》杂志则极力渲染“布尔什维克已经向后转，转向资本主义，那里就是他们的葬身之处”。在执政的共产党内部也发生了“名”与“实”的激烈争论，一些老百姓担心“用租让的办法出卖我们的俄罗斯母亲”。列宁高度正视国家资本主义的做法可能存在的风险，并设法消除或者降低这种风险。但是，他始终坚定地认为，不能只受革命本能支配，应当学会从俄国革命后的实际出发分析和思考问题，多研究新生活，这是因为，纯粹从理论上讨论、争论一般问题的时期已经过去，“生活的公式”高于“书本的公式”。

　　普列奥布拉任斯基主张“国家资本主义就是资本主义，只能这样理解并且应该这样理解”。列宁在反驳这种僵化观念时说：“我敢肯定，这是一种经院式的论断。直到现在还没有人能写出一本论述人类历史上的这种资本主义的书籍，因为我们现在才第一次经历这种资本主义”；[3](p.114) “这一切是从来没有预见到的，但这却是无可争辩的事实”。[3](p.115) 当时的“左派共产主义者”，其中包括布哈林，也指责说，在所有马克思的“本本”里都没有讲过无产阶级国家可以搞国家资本主义。列宁尖锐地批评这种教条主义说：“在国家资本主义问题上。我们的报刊和我们的党都犯了一个错误，就是染上了知识分子习气，堕入了自由主义。自作聪明地来理解国家资本主义，并且去翻看旧本本。可是那些书里写的完全是另一回事，写的是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国家资本主义，而没有一本书写到过共产主义制度下的国家资本主义。连马克思也没有想到要就这个问题写下片言只语，他没有留下任何明确的可供引用的文字和无可反驳的批示就去世了。因此现在我们必须自己来找出路。”[3](p.83)

　　列宁有关通过国家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和建设社会主义的构想，是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相结合的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