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何立华，男，经济学博士，中南民族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发展经济学；王祖山，男，中南民族大学经济学院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教育经济学和公共经济学等。

　　摘  要：在中国，高考几乎是每个关心子女教育的家庭最为关注的事情。通过构建一个OLG理论模型，本研究探讨了高考制度影响人力资本形成、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等的微观动态机制。由于家庭教育投资有助于提高高考成绩，在信贷市场不完善的条件下，统一的高考录取分数线将使得部分低收入家庭天资聪慧的子女被高收入家庭天资稍低的子女所替代。其结果是，统一录取分数的高考一方面阻碍了低收入家庭向上的代际流动和当期的人力资本积累，另一方面则是降低了长期经济增长速度。为了使不同家庭的子女享有公平的教育机会，差异化的高考录取分数线不仅将带来更高的经济增长速度，同时也有利于大部分家庭当期福利的提高。

　　关键词：高考 教育投资 经济增长 收入分配

　　基金项目：本研究受国家民委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活动研究中心招标课题“民族团结进步创建与少数民族脱贫致富研究——基于人力资本投资的视角”(项目编号：MSY14018)、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项目“城镇化背景下的民族地区义务教育均等化研究”(项目编号：CSW15020)资助。同时，作者感谢审稿专家提供的宝贵修改建议。

　　一、引言

　　对于关心和重视子女教育及其福祉的中国家庭而言，高考的意义非同寻常。因为，接受高等教育与否，对个人的就业、收入等有着重要的影响。高考作为一项筛选人才的制度，主要是通过设置一个最低的大学录取分数线来决定考生是否有资格进入大学。因此，追逐更高的高考分数是家庭教育投资的一个重要目标。一般而言，高考成绩的高低不仅与学生自身的天赋息息相关，同时也与其家庭的经济收入有着紧密的联系。相对于贫困家庭，富裕家庭更有能力通过私人教育投资(如培优、择校以及陪读等)为其子女提供优质的教育环境，从而有利于其子女考试成绩的提高。其结果是，在统一的大学录取分数线面前，①那些出身于贫困家庭的子女处于一种不利的竞争位置——他们可能非常聪明、非常有天赋，但也可能“不幸”地被淘汰，失去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现实也确实如此。如2009年《人民日报》报道说，在教育部直属的高校中，农村生源的比例仅为30%左右。②清华大学招生办提供的数据显示，2007～2011年有79%的国家级贫困县没有一个学生进入清华，而在其余21%的国家级贫困县中，绝大多数也只是获得了一个进入清华读书的名额。而且，这种“不幸”可能具有代际传递性。学者杨东平的一项针对湖北省的研究表明，在重点高校招生来源中，中产家庭、官员、公务员子女是城乡无业、失业人员子女的17倍。③

　　要特别注意的是，这种“不幸”不仅仅是家庭层面上的，它同样是国家层面上的。从一般意义上讲，与学习新知识一样，在创造和生产新知识的过程中，那些聪明的、有天赋的学生往往也同样具有更高的效率。由于大学录取分数线是无差异的，高考势必导致部分出身于低收入家庭的聪明学生被一些出身于高收入家庭、天赋相对较低的学生所淘汰，从而对新知识的创造和积累产生负面的影响，进而影响长期的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

　　基于上述思考，本研究通过构建一个世代交叠模型(Overlapping Generation Models，OLG)，探讨中国高考制度影响人力资本形成以及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等的微观作用机制。接下来，本研究的主要内容安排是：在引言部分之后是简要的文献回顾，第三部分是基本模型，第四部分是对该模型的市场均衡分析，第五部分是中央计划者的最优问题分析，最后部分为本文的结论。

　　二、文献综述

　　随着1980年代新增长理论的兴起，人们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人力资本对一个国家有着重要的意义。从中国的经验看，就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而言，大量研究表明，人力资本积累水平的提高对中国经济增长有着显著的、积极的作用[1][2]。就人力资本对居民收入以及收入分配的影响而言，现有研究则强调，教育水平差异是导致中国地区之间、城乡之间、城市内部以及农村内部长期收入差距的关键因素[3][5]。正因如此，国内学者都普遍强调，政府应该加大教育投入的力度，积极推进人力资本的积累，从而促进中国经济的长期增长以及收入差距的收敛。

　　人力资本是如此重要，那么它的形成机制或者影响因素又是怎样的呢？遗憾的是，国内的研究绝大多数都是以经验分析为主，很少有从教育投资的微观角度进行纯粹的理论分析[6]。相反，与国内学术界偏重经验分析不同，对于教育投资、人力资本积累与居民收入(分配)以及经济增长等之间的内在联系，国外已经开展了大量的理论研究。Galor和Zeria(1993)[7]通过构建一个小型开放经济的OLG模型，最早考察了教育投资、人力资本与收入分配等的内在动态作用机制。Galor和Zeria模型的基本分析框架是，在初始财富给定的条件下，理性的代表性个人选择是否进行教育投资，由于教育投资决定其人力资本水平，从而决定了其收入水平，进而决定了其消费以及留给后代的遗产的多寡。基于信贷市场的不完善(Credit Markets' Imperfections)以及教育需要支付固定费用两个基本假设，Galor和Zeria证明，存在一个决定性的财富门槛水平，初始财富大于(小于)该门槛值的家庭财富水平将收敛至较高(较低)的水平，即在长期经济中的家庭将分为富人和穷人两个阶层。基于Galor和Zeria(1993)[7]开创的不完善信贷市场分析方法，一些学者进一步从人力资本投资的角度分析了收入分配与职业选择、代际流动(社会阶层分化)、个人天赋配置以及经济增长等动态联系和作用。[8][10]上述研究都是建立在不完善信贷市场假设的基础之上，还有一些学者则放松了这个假设，将父母人力资本、社会环境因素对子女人力资本积累的影响引入到分析之中，但得到的结论依然与Galor和Zeria非常相似[11]、[12]。

　　应该说，国外现有研究已经提供了大量的真知灼见，但这些成果更多是指导性的。因为，在中国，普通学生在完成基础教育阶段的学习后，一般只有通过严格的入学资格考试才能接受高等教育。显然，在中国家庭的教育投资决策中，高考制度的影响是无法忽视的。遗憾的是，现有大部分研究——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还很少考虑高考这一制度背景。与本研究的工作类似，张瀞云(2012)[13]研究了中国台湾地区联考对人力资本积累以及收入分配的影响，但研究的重点在于收入分配以及再分配政策，并没有涉及到经济增长。

　　相对于已有研究，本文构建的分析框架和模型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的特色：(1)本文构建了一个包括两个生产部门以及不同类型家庭在内的OLG理论模型，探讨了中国高考制度影响人力资本形成、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等的微观机制；(2)不同于现有研究侧重于从收入分配政策来消除不完善信贷市场对人力资本形成以及经济发展的消极影响，本研究主要从高考制度改革的角度来分析如何消除这种消极影响，并探讨了高考制度改革对不同类型家庭带来的福利变化。

　　三、基本模型

　　考虑一个经济包含无数但总数为1的家庭，每个家庭均有一位家长和一位子女。人活两期，第1期为少年期，代表性个人出生，接受基础教育，而进一步的教育则需要面临外生固定的录取名额m的限制；第2期为成年期，代表性个人成为成年人，生育1名子女，并进入职场。根据其是否受过高等教育，成年的代表性个人分别成为技术劳动力(skilled labor，s)或非技术劳动力(unskilled labor，u)，在挣钱养家(即承担家庭全部消费)的同时决定是否对子女进行教育投资。假定人口无增长，记第t期劳动市场成年劳动力的总和为1，即st+ut=1。

　　每个个体的唯一差异在于天赋能力或资质(innate ability，a)各不相同。假设子女的资质与其父母的资质是相互独立的，且在[0，1]之间服从均匀分布，即aj～N[0，1]，概率密度函数为f(aj)=1。类似于Caucutt和Kumar(2003)[14]的假设，虽然子女资质的整体分布是一种共同知识，但每个子女具体的资质是一种私人信息，既不能为家庭之外的其他人所观察到，也不能向家庭之外的其他人提供可信的证明。在资质整体分布是共同知识的条件下，父母知道其子女的资质，也就知道了其子女资质在整体中的具体序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