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家形象”概念在全球化背景下逐渐成为学术热点，同时被政府机构纳入重要的战略范畴。学者们从不同角度对“国家形象”给予阐释，共同指向了“对外性”与“媒介性”两大特征：“对外性”强调了国家形象存在于外国公众视角下；“媒介性”强调了国家形象通过媒介信息建构而来。国家形象的影像建构区别于新闻传播、经济传播，具有较强的文化体验和审美想象。一方面，通过具体、直观、感性的人物形象、影像符号等元素，观众可以有效感知一国形象；另一方面，不同文化背景的观众往往不能完全读解影像信息，甚至产生相反的认知。大众文化的有效传播是国家形象影像建构的基础。因此，如何有效地通过影像构建中国国家形象，需要从提升电影文化内涵、满足外国观众审美需求、加强文本叙事功能等诸多方面进行努力。

　　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文化国际传播研究院自2011年开始，连续8年进行“中国电影国际传播”数据调研，以外国观众为调研对象，围绕中国电影国际传播与国家形象建构展开效果测量，形成了10多万字的调研报告和6本论著，为中国电影国际传播与国家形象建构提供了大量分析数据和研究依据。根据近些年数据调研，现提出部分观点以供参考。

　　一、大众文化的有效传播是国家形象影像建构的基础。外国观众观看中国电影频率呈现较为乐观的态势，同时存在较大发展空间

　　2017年数据调研显示，“七成以上的受访者三年内看过中国电影，四成受访者三年内看了5部以上的中国电影，说明外国观众对中国电影的接触较为普遍，部分观众达到了一定的观影频率；但相比于外国观众的年观影总量来说，中国电影只占据了其中的一小部分，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国家形象借助电影这一大众文化形态，通过电影叙事艺术，潜移默化地影响外国公众的感知和认同。受众的接受度需要日积月累逐渐培养，外国公众对中国国家形象的感知与认同也需要通过时间的积累逐渐建构。如果脱离了一定的观影数量和受众接受度，外国观众对当代中国的客观感知便无从谈起，只能驰于对“东方”的想象。

　　新闻媒介中的国家形象，通过传播者的议题设置、总体评价，以抽象化的报道语言进行信息传递。而电影所建构的国家形象，则是让观众在电影叙事修辞、视听艺术手法所构建的虚拟世界中实现形象感知和情感共鸣。相比新闻媒介，电影建构国家形象更具有吸引力和感召力。因此我们认为，提升中国电影海外自由竞争力和传播力，是实现中国国家形象影像建构和海外认同的前提基础。

　　二、以艺术电影为代表的当代现实题材中国电影，在构建中国文化形象方面影响力显著；历史题材中国电影在积极建构国家形象的同时，一定程度上可能加深外国观众对中国的某些偏见

　　中国电影乃至其他国家电影，对于以好莱坞为首的国际电影行业来讲，皆属于非主流外语片。中国电影在海外传播的类型，从20世纪80年代享有盛名的功夫片、武侠片，到现在的大制作电影、反映现代生活的情感类型电影，海外传播的中国电影类型呈现多样化。研究发现，欧美地区观众更偏爱当代现实题材中国电影，周边国家观众更偏爱历史武侠战争题材中国电影。相比于未来题材、历史题材的宏大叙事，依托当下时空的情节描写与人物刻画，更能引起外国观众对当代中国文化的认同。欧美观众对中国文化的认同显著高于周边国家受众。

　　通过考察“外国观众对中国电影类型题材的偏好对国家形象认同的影响”发现，反映现实生活的当代题材中国艺术电影在海外电影节或艺术院线获得较高好评，被广为接受，同时获得了较高的中国电影辨识度，在建构国家文化形象时影响力显著。本土特征、人文气息是艺术电影的一贯追求，赋予中国艺术电影独特艺术魅力，反映了民族自信的追求、恒定的价值观念和自然的本土特色。而这些优秀的、反映当代中国生活和现实问题的中国电影，一如既往把持着自身独特风格，培养了一大批外国电影观众。这些具有人文情怀的中国电影，在影响外国观众感知中国价值观、民族精神、群族性格方面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但数据结果显示，中国电影在积极构建中国国家形象的同时，也存在着一定的消极作用，加深了外国观众对中国硬实力的偏见。历史题材的武侠片、功夫片近些年处于消弭状态，凭借大制作、感官刺激来吸引大众眼球，多是恢宏的炫技、暴力的杀戮、权力的尔虞我诈，缺乏功夫武侠最核心的侠义精神和家国情怀，进而加深了外国观众对中国王权、暴力的刻板印象甚至猎奇心理。“一些推崇西方评价标准的电影创作者，为了在国际上获得承认、赢得奖项，自觉不自觉揣摩西方电影节及其评委的口味，题材选择上存在着‘西方中心’视角而缺乏应有的本土文化立场。一个现代化的、充满创新精神、充满生机与活力、多姿丰富的当代中国形象在电影中是‘缺席’的”。（饶曙光：“国家形象与电影的文化自觉”，《当代电影》2009年第2期）综上可见，政府、机构、电影人在逐利海外市场与电影节时，应肩负起建构国家形象的重要使命。